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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和佛经相遇在明朝
发布时间:2019-04-09


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提到丝绸,人们必定会想起东方丝国——中国。丝绸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创造发明之一,从原始社会开始栽桑、养蚕,并利用蚕丝织绸,5000余年岁月历程中,丝绸一直与中国社会密不可分:它是一种流通于市场的商品,甚至在某段时间内起着货币作用;它是一种奢侈的生活用品,是上流社会地位的象征;它是传统书画艺术的载体,本身的图案色彩也是一种艺术……正因为此,佛教徒们也选择了用丝绸来表达他们的虔诚,在《洛阳伽蓝记》等文献中,记载着善男信女们不惜工本,以刺绣佛像做功德。很多能保存到今天的精美丝绸,特别是一些早期的,也多与佛教活动有关,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敦煌藏经洞,封存在洞中的唐代佛经手卷,很多都以丝带为系,以夹缬或手绘丝绸为帙。

这样的传统一直保留了下来,历代不息,而丝绸与佛经最美妙的一次相遇,是在大明的天空下。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代经帙


明代是佛经印制的巅峰期,数量远超以往,当时手抄本佛经已逐步被印刷品所代替,永乐皇帝在位期间,曾先后敕令雕印了两版大藏经,即《永乐南藏》和《永乐北藏》。而到了万历朝时,整个国家对佛教的热情似乎更胜从前,捐资刻印佛经成为当时最常见的一种供奉方式,万历皇帝的生母孝定李太后是这项活动最大的资助者,她笃信佛教,曾耗费巨资在京师内外广建庙宇,并重印续刻《永乐北藏》,颁赐给全国各大寺庙。万历十二年(1584),《续入藏经》刻竣,在原《永乐北藏》的6361卷基础上又增加了410卷经书。随后,大藏经被大量印刷,并以御赐的方式颁行各大名山丛林,或应宫眷、京官或高僧大德的乞请,由寺庙迎奉。




费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永乐北藏》


此时印制的佛经已不是敦煌藏经洞所出的手卷形式,而多采用经折装,当合拢时,从外观看就是一本书的样子,但我们仍称其为“卷”,每十卷经书装在一个套子里,称为“函”。繁盛发达的蚕桑丝织业和巨大的财力支持,使得人们愿意将最好的材料投入到佛经制作中,相比于其他时期刊刻的《大藏经》仅用布或绢、缎、绫等素织物做封面、封底和函套,这些佛经裱封还使用了大量的显花织物。从传世情况来看,有暗花缎、暗花绫、缎花绫、花缎、花罗、花绫、花纱、花绢、织金缎、织金罗、织金绫、织金纱、织金绢、闪缎、二色绫、特结锦、双层锦和刺绣等,几乎涵盖了当时最为主要的丝织物品种,图案也具有典型的晚明特色,甚至与定陵出土的面料完全一致,这使得佛经经面成为明代丝绸保存于世的一种特殊形式。


 

带有“杭州局”款的经面,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左)

兔衔灵芝卍寿纹妆花纱经面,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藏(右)


大约在20世纪上半叶时,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各大寺庙几百年来的收藏许多都进了古董店或旧货摊。而今,在海外有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博物馆中,或多或少都会有经面织物的收藏,其中就包括本书所著录的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经面。这批织物共计539件,其中大部分来自1940年Carl Schuster的旧藏,共计497件,此外,还有1974年Howard A. Wolf和Peter A. Benoliel捐赠的属于两函《永乐北藏》经书,共计用料42件,其中绝大部分属于万历时期,极少一部分年代较晚。作为同类的、可供研究的海外公共收藏中数量最大的一批,它们长期以来备受国内丝绸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然而由于条件所限,一直未有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正式发表。




Carl Schuster在中国调研民间纺织品


2012年,中国丝绸博物馆与费城艺术博物馆达成了两馆合作研究和出版的意向,但由于经费限制,直到2014年初,本书作者获得北山堂基金会2014/2015年度利荣森纪念交流计划的资助后,此项目才得以正式启动。此后,又历经五年多的研究、整理、写作、图案复原、翻译、校对,终于在2019年正式出版。

如果说500多年前,代表外来文化的佛经和代表本土文化的丝绸,在大明天空下的相遇是中外文化融合的一个成功范例,那么500多年后,本书的出版背后也包含了中美双方工作人员的无数心血,期待藉由丝绸制成的经面,这将又会是另一次美好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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